特朗普归来的风险

近期美国政坛出现了两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其一是特朗普共和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前南卡罗来州州长黑利（Nikki Haley）终于打破沉默，表明她将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投票给特朗普。

其二是拜登4月份筹集的竞选资金不仅较3月份减少，而且首次低于官司缠身的特朗普。

先说第一件。

自3月份宣布退出共和党初选后，黑利的动向便备受关注，经历过许久沉默后，黑利在5月下旬的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

“特朗普在某些政策上并不完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很多很多次，不过拜登是一场灾难，所以我会把选票投给特朗普。”

一些理性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黑利是特朗普击败拜登的最后一块拼图，也是最佳副手人选，因为其政治形象（女性、温和、少数族裔）与特朗普堪称完美互补，不过共和党保守派则对黑利存在很大成见，反对她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无论结果如何，黑利的“归队”都让共和党士气大振，截至目前，拜登已在多项民调中落后于特朗普。

再说第二件。

长期以来，拜登在竞选资金方面的优势一直是民主党支持者的定心丸，然而在5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中，4月份拜登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筹得超过5100万美元，明显低于3月份的9000万美元，特朗普和共和党则在4月份筹集了76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

当然，由于前期的积累、在位者优势以及特朗普深陷官司诉讼等原因，拜登团队在财力上仍占显著占优，但这一趋势正逐渐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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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特朗普归来被普遍认为是2024年全世界最大的“X事件”，那么站在中国的角度，有可能发生怎样的风险呢？

特朗普是经济鹰派的典型代表，对关税情有独钟，2018~2020年间，美国政府把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提高到了25%~30%的水平，并整体上维持到拜登时期。

在近期的一系列表态中，特朗普再度威胁取消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叫嚣对中国产品加征60%的关税。

假如真走到这一步，无疑将对中国出口造成很大冲击，也会进一步抬升美国国内的通胀。

实际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华经贸问题上向来存在分歧。

民主党是比较温和的，拜登政府目前的策略叫做“小院高墙”或“大院高墙”，即把一部分关键领域先划出来、保护起来，剩余的非关键领域则维持跟中国正常交流贸易。

民主党人认为，跟中国保持一定的经贸关系可以缓冲中美之间的安全冲突，假如双方真发生“硬脱钩”，将意味着除军事压力外美国不再拥有任何影响中国政策的手段，相当于提前打光了手中所有的牌。

与民主党不同，共和党内部的意见比较分裂，建制派共和党人的观点与拜登政府类似，但鹰派的立场却是不想跟中国玩了。

前文介绍过，美国极端经济鹰派主张“及时止损”，要求政府承认过去犯下的错误（指同意中国加入WTO），不再与中国做“危险的纠缠”，努力恢复1990年代之前的设置，实现经济层面的硬决裂。

除此之外，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产业重视程度上也存在较大不同。

特朗普的支持者有许多是中下层白人，因此他更看重实实在在的工作机会——甭管高科技还是低科技，能创造就业就是好科技。

拜登政府的重心则高度聚集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清洁能源领域，像AI、半导体、电动汽车等，而特朗普对培养这些兴趣不大，且尤其排斥环保等绿色概念产业。

2019年4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中美两国谈判代表团。

此处插播一段。

前面提到特朗普近期的筹款情况有较大改善，这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发挥了作用，他便是亿万富豪保尔森（John Paulson）。

中国人对于保尔森应该非常熟悉，他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2006至2009年间的美国次贷危机中成名

有消息指出，如果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保尔森可能是潜在的财长人选。

考虑到保尔森与中国关系密切，在贸易问题上态度十分谨慎，所以他的再次出山或许能够部分打消了人们对于“硬脱钩”的担忧。

保尔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不想与中国脱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需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在佛州举行的一次筹款活动上，特朗普夫妇（右）与保尔森及其伴侣（左）站在一起。2009年离任后，保尔森在高盛协助下建立了“保尔森基金会”，宗旨是“促进美中关系以维持全球秩序”。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中国外交和经贸领域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力道相对可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中欧关系、中日关系及中韩关系都还不错。

欧洲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均为“战略自主派”，当时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还曾呼吁欧洲与中国走“自己的路”，与美国“保持距离”。

日本方面，相对于岸田的“一边倒”，安倍晋三的手腕其实非常灵活，在《日本对中美实力消长的预判》一篇中我们有过介绍。

韩国方面，当时恰逢亲华反日的“温和派”文在寅执政，半岛南北方经常互访，局势远不像今天这般紧张。

然而这一切在今天发生了重大转变。

俄乌战争的爆发给中欧关系造成重创，欧盟内部有很强大的声音认为中国也是危机的“责任方”之一，因此原则上响应了拜登的“去风险”策略，这使得美欧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经贸议题）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同步。

至于说日韩，岸田文雄和尹锡悦政府“相逢一笑泯恩仇”，双双被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体系。

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不是在跟美国进行双边竞争，而是与整个西方阵营的竞争。

那么美欧关系和美日、美韩关系会不会因为特朗普归来而产生裂痕呢？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但即使出现退步，中国想要恢复到2017~2020年间与欧、日、韩的关系也会很难。

实际上，这两年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产生的历史影响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地缘政治越紧张，发达国家共同体就越团结。

一种最危险的场景是特朗普吸取上一任期的教训、采用现实主义策略联合盟友对华经济施压，这将给中国造成远超中美贸易战的压力。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的全球化机遇并不是常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冷战后三十年的国际和平和全球化浪潮只不过是人类发展长河中的沧海一粟。

在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里，充满保护主义的大国竞争才是常态（《中美未来的“B方案”》）。